衣抚生：《论张良、陈平对韩信悲剧人生的影响》，《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9年第7期，第47-50页。全文内容如下：
论张良、陈平对韩信悲剧人生的影响
衣抚生
（河北经贸大学 发票博物馆，石家庄 050061）
摘 要：张良、陈平在破坏刘邦和韩信的关系方面，起了重要作用。韩信求封齐国假王一事，韩信的想法是自己有大功，应当因功被封为王，丝毫没有想要造反的念头。张良、陈平却提醒刘邦，韩信已经羽翼丰满，随时都可能对刘邦不利。刘邦追击项羽时，由于齐国当时尚未完全平定，韩信需要时间来平定齐地、安抚齐国民众。张良却解释成韩信骄横难治、胃口大开，想要在战争胜利之后，抢占原本属于项羽的地盘。张良、陈平不断抹黑韩信的结果，就是刘邦日益加强对韩信的防备，最终影响到了韩信的悲剧人生。张良、陈平抹黑韩信的原因，是张良、陈平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很少关注情感，而是更多的从利益角度来分析。这就导致他们忽略了韩信对刘邦的忠诚，而这恰恰是分析韩信和刘邦关系的核心。韩信的失败是“布衣将相之局”的时代的必然结果。
关键词：韩信；张良；陈平；刘邦
中图分类号：K234.1 文献标识码：A
人们普遍注意到刘邦、吕后、萧何等人，对韩信悲剧人生的影响。至于张良、陈平在韩信人生悲剧中所起的作用，似乎还没有学者专门论述过。本文对此进行初步论述。
一、张良、陈平与韩信的人生悲剧
一般说来，刘邦和韩信之间产生严重的隔阂，始于韩信征齐。当然，有学者指出，在此之前，刘邦对韩信就始终都没有完全的信任，早在汉三年，就发生过刘邦“自称使者，晨驰入张耳、韩信壁，而夺之军”[1]374的事件。这“表示了对韩信的不信任。”[2]不过，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刘邦在大败之后，溃不成军，如果不拿走韩信的兵力，就难以在短时间内重整兵力。如此，刘邦的防线就会被项羽突破，刘邦集团就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刘邦的夺军之举是非常有必要的。这就是《史记》所说的“汉王得韩信军，则复振……欲复战。”[1]374至于刘邦的用计夺军，也不宜苛责。韩信本来就不是刘邦的嫡系，双方此时还谈不上有多么深的交情。在这种背景下，刘邦的兵力丧失殆尽，只有非嫡系、交情不是很深的韩信，手里有一支较为优秀的、人员齐整的军队，刘邦害怕被韩信趁机干掉，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刘邦和韩信之间的隔阂，主要有三点。
第一、韩信攻齐，导致刘邦非常欣赏和倚重的辩士郦食其被杀。本来在郦食其的劝说下，齐国已经决定成为刘邦的盟友，韩信闻讯后，打算停止进军。但蒯通劝他继续进军：“将军受诏击齐，而汉独发间使下齐，宁有诏止将军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郦生一士，伏轼掉三寸之舌，下齐七十余城，将军将数万众，岁余乃下赵五十余，为将数岁，反不如一竖儒之功乎？”[1]2620韩信听了蒯通的建议，攻占了齐国，这就导致了郦食其被齐王烹杀。其实，韩信的这个选择，从大的战略全局方面来讲，是非常正确的。正如范学辉先生所说：“平齐之战的胜利使刘邦的汉军主力，韩信的北部大军及彭越、刘贾的东南游击部队完全联系起来了。彼此互相配合、支援。从战略上形成了对项羽的三面大包围，改变了整个楚汉战争的态势，扭转了汉军一度所处的不利局面，使刘邦取得了战略上的全面优势。从此项羽再也无力阻挡韩信大军南下了，其灭亡命运也就是指日可待了。”[3]倘若是留下一个反复不定、在强者之间左右摇摆的齐国，就形不成范学辉先生所说的“三面大包围”，刘邦统一天下的时间无疑会大大拖延。以刘邦的智慧应当不难看到这一点。因此，这件事情应该不至于对刘邦和韩信之间的关系造成太大的影响。
第二、韩信攻占齐国后，向刘邦请求被封为齐国假王：
汉四年，遂皆降平齐。使人言汉王曰：“齐伪诈多变，反覆之国也，南边楚，不为假王以镇之，其势不定。原为假王便。”当是时，楚方急围汉王于荥阳，韩信使者至，发书，汉王大怒，骂曰：“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张良、陈平蹑汉王足，因附耳语曰：“汉方不利，宁能禁信之王乎？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为守。不然，变生。”汉王亦悟，因复骂曰：“大丈夫定诸侯，即为真王耳，何以假为！”乃遣张良往立信为齐王，征其兵击楚。[1]2621
韩信求封齐国假王一事，并没有大问题。因为战功而分得利益，本来就是豪杰们跟随刘邦打天下的动力之一，也是刘邦能够取得豪杰们支持的原因所在。早在被刘邦封为大将军之时，韩信就已经说到这一点了：“项王见人恭敬慈爱，言语呕呕，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饮，至使人有功当封爵者，印玩敝，忍不能予，此所谓妇人之仁也……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诛！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1]2612刘邦得天下后，高起、王陵进行的总结，也说到这一点：“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1]381既然刘邦有功必赏，以韩信的大功，求封齐国假王，又有什么不可以呢？而且，我们要注意到，韩信的胃口并不大，求封的只是假王，而不是齐王；求封的时候，用的是委婉的、请示的、建议的语气。说白了，这就是一个有功的臣子跟君主求赏，并无不轨的念头。张良、陈平劝说刘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有大功，应当被封为齐王，这是韩信的想法，另一种是不封就可能引起韩信的不满，有可能会产生难以预料的后患，这是张良、陈平所采取的办法。刘邦本来只是对自己狼狈受困的时候，韩信不来救援而求升官，表达了不满，张良、陈平的话则让刘邦直接产生了韩信已经脱离自己的掌控、随时都可以远走高飞、随时都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念头。这番话起到了很坏的影响。
实际上，当时的韩信并不想谋反，也不会对刘邦不利。他曾说过一番肺腑之言：“汉王授我上将军印，予我数万众，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听计用，故吾得以至于此。夫人深亲信我，我倍之不祥，虽死不易。”[1]2622“汉王遇我甚厚，载我以其车，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闻之，乘人之车者载人之患，衣人之衣者怀人之忧，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岂可以乡利倍义乎！”[1]2624可以说，韩信自认功高，而没有震主的念头，张良、陈平的话看似老谋深算，实际上是把韩信往坏处想了，是用自己的腹黑，来推测韩信对刘邦的感情。如果他们是从韩信功高应该封王的角度，来劝说刘邦，或许刘邦对韩信的情感不至于迅速恶化。
第三、汉五年刘邦追击项羽时，韩信、彭越等人没有及时与刘邦会师：
汉五年，汉王乃追项王至阳夏南，止军，与淮阴侯韩信、建成侯彭越期会而击楚军。至固陵，而信、越之兵不会。楚击汉军，大破之。汉王复入壁，深堑而自守。谓张子房曰：“诸侯不从约，为之柰何？”对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王能与共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陈以东傅海，尽与韩信；睢阳以北至谷城，以与彭越：使各自为战，则楚易败也。”汉王曰：“善。”于是乃发使者告韩信、彭越曰：“并力击楚。楚破，自陈以东傅海与齐王，睢阳以北至谷城与彭相国。”使者至，韩信、彭越皆报曰：“请今进兵。”韩信乃从齐往，刘贾军从寿春并行，屠城父，至垓下。大司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举九江兵，随刘贾、彭越皆会垓下，诣项王。[1]331-332
单从这段记载来看，韩信似乎是为了战后瓜分地盘而不肯出兵。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据《史记·曹相国世家》记载，当时的齐国尚未被完全平定，反抗力量比较强大：“韩信为齐王，引兵诣陈，与汉王共破项羽，而参留平齐未服者。”[1]2027曹参是刘邦阵营中战功排第一的列侯，甚至被群臣公认为比萧何功劳还要大：“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1]2016韩信自己去参加垓下之围，而留下手下最重要的将领曹参，来平定齐国的反叛势力，这就说明齐国残余武装力量的反抗非常激烈。反抗的原因是齐人归心田横兄弟，“田横兄弟本定齐，齐人贤者多附焉”[1]2647，因此田横的存在给韩信的平定齐国带来了很大的困难。而且，“田横亡走梁，归彭越。彭越是时居梁地，中立，且为汉，且为楚。”[1]2647田横受到韩信盟友彭越的庇护，韩信无法强行对彭越用武，这就加剧了消灭田横的军队的困难。因此，我们可以认为，韩信起初没有追击项羽的行为，是因为他刚刚打下齐国，统治还很不稳固，需要花大力气来巩固战争成果，而不是故意不来参战。
张良劝说刘邦，有两种方法：一种是齐国尚未完全平定，韩信需要一点时间来平定齐地、安抚齐国的民众，这是韩信的想法；另一种是韩信已经成为和刘邦平起平坐的齐王，翅膀硬了，不听指挥，想要狮子大开口，要在战争胜利之后，分占原本属于项羽的地盘，这是张良所采取的办法。刘邦本来就对韩信求封齐国假王之事表示不满，经过张良腹黑的解释，无疑会更加坚定刘邦对韩信功高震主、难以掌控、随时都可能对自己不利的念头。张良的话再次起到了很坏的影响。
综上所述，张良、陈平在破坏刘邦和韩信的关系方面，起到了很坏、很重要的作用。韩信的举止有其合理的原因和解释，尤其是韩信本来没有丝毫想要谋反或者是刘邦不利的想法，这是分析刘邦和韩信关系的关键和主要依据。张良、陈平却均从丑化韩信、将韩信描述得功高震主、随时都有可能对刘邦不利的角度，来解释韩信的行为。作为刘邦很信任的谋士，他们如此分析，就难免会误导刘邦对韩信越来越不信任，会越来越有杀心。我们可以说，张良、陈平对韩信的人生悲剧，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陈平直接参与了逮捕韩信的阴谋。汉高祖六年，有人告韩信谋反，这本是没有证据的事情。汉朝的大臣们却均信以为真，想要对韩信动武。陈平认为，动武不如动智：“古者天子巡狩，会诸侯。南方有云梦，陛下弟出伪游云梦，会诸侯于陈。陈，楚之西界，信闻天子以好出游，其势必无事而郊迎谒。谒，而陛下因禽之，此特一力士之事耳。”[1]2057陈平让刘邦假装去楚国边界巡游，一旦韩信来朝拜刘邦，就可以被立即逮捕。这个计谋看似巧妙，实际上却有一个很大的漏洞：如果韩信真的想要谋反，刘邦离开稳固的关中地区，率领为数不多的军队，来到靠近韩信的楚国边界，岂不是羊入虎口、主动送上门去？韩信岂不是一下子就能将刘邦逮捕并消灭？这么明显的道理，陈平不会不知道，刘邦也不会不知道。那么，陈平为什么还会出这个主意？刘邦为什么还会采纳这个主意？原因很简单，不管是刘邦，还是陈平，都知道韩信其实并没有谋反的想法和行为。虽然韩信没有谋反，但是韩信的权力太大，总归是一个隐患，所以刘邦、陈平才要剥夺韩信的权力。
二、原因分析
我们要问的问题是：张良、陈平为什么要这么做？
首先，我们注意到，张良是一个心肠极硬的人，连亲情都可以不要：“秦灭韩。良年少，未宦事韩。韩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葬，悉以家财求客刺秦王，为韩报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韩故。”[1]2033当时的人们讲究“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1]2519张良对韩国君王的感情则超过了这一点：首先，韩国君王是自己的爷爷和爸爸的知己，而不是自己的知己，对自己没有什么恩惠（爷爷和爸爸高官厚禄，对于张良来说，可算是间接的恩惠）；其次，在张良看来，为君王报仇，比弟弟还重要，竟然“弟死不葬”！君恩和亲情哪个更重要？自己从来没有直接见过的君恩，和朝夕相处的兄弟之情，哪个更重要？对于张良的选择，我们只能说：他是一个心肠极硬的人。
其次，陈平的个人品质也并不好。曹操在其著名的《求才令》中，曾对陈平有过很经典的总结：“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若必廉士而后可用，则齐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又得无盗嫂受金而未遇无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4]32所谓“盗嫂受金”，指的就是陈平。曹操认为，陈平“盗嫂受金”，并非“廉士”，然而有才华，符合“唯才是举”的标准。“盗嫂受金”是陈平长期背负的恶名。陈平自己没有解释“盗嫂”的事情，可能是因为这是陈平家族的家务事，难以对外人道也，而且哥、嫂确实因为陈平而分手，陈平无论怎么解释，都会觉得有愧。司马迁为陈平辩护，认为他没有“盗嫂受金”，事实是嫂子对他的好吃懒做不满，有怨言，遭到哥哥的休妻。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说，陈平有破坏哥、嫂夫妻感情的嫌疑。至于“受金”，即贪污钱财，则是事实。陈平根据送礼的金额，安排官员的职位，“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陈平的解释是：“臣裸身来，不受金无以为资。”[1]2054问题是：钱财不够花，就可以贪污吗？钱财不够花，就可以根据别人送礼的金额，来安排官位吗？何况陈平的职务是“都尉，使为参乘，典护军”，是高级官员，收入应当不菲，他选择的官员也会有不小的影响。刘邦也知道陈平的品质有问题，所以临终前，没有把陈平当成丞相的主要人选，而要让他辅佐王陵。王陵虽然和刘邦同为沛县人，而且早就相识，“高祖微时，兄事陵”[1]2059，但是王陵加入刘邦军事集团的时间很晚，“及高祖起沛，入至咸阳，陵亦自聚党数千人，居南阳，不肯从沛公。”[1]2059王陵的性格是“任气”[1]2059，大约是觉得刘邦曾经比自己地位低，现在要王陵去投奔刘邦，他在情感上一时无法接受。所以，直到“汉王之还攻项籍，陵乃以兵属汉。”[1]2059而且，加入刘邦军事集团后，王陵偏偏又和刘邦最不喜欢的雍齿混在一起，所以在刘邦集团中，王陵是被边缘化的人物，“陵本无意从高帝，以故晚封，为安国侯。”[1]2060恰恰是这个被边缘化的人，受到了临终前的刘邦的重视，被视为可以托孤之臣。相比之下，作为刘邦集团重量级人物的陈平，却只能当王陵的助手：“陵少戆，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1]392被边缘化的王陵，为何会被刘邦选为托孤之臣？因为王陵为人正直，刚正不阿，在关键时候靠得住。作为刘邦开国的重要功臣，陈平为何“难以独任”？原因很简单：因为陈平人品不好，难以服众，在关键时刻也不一定靠得住。
最后，张良、陈平都是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的人。对他们来说，成功比尊严重要，比信用重要，比情感重要。这是张良、陈平和项羽、韩信的重要区别（在项羽的身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刘邦进入武关，跟秦国峣下军对峙，双方约定“连和俱西袭咸阳”，张良却说“此独其将欲叛耳，恐士卒不从。不从必危，不如因其解击之”[1]2037，因此就背叛了约定，趁着秦军松懈的时候，发动了突然袭击。这是张良不讲信用的证据之一。刘邦和项羽约定以鸿沟为界。盟约刚刚缔结，张良、陈平就劝刘邦撕毁盟约。这是张良、陈平不讲信用的重大证据。平定诸吕时，陈平想要郦寄去欺骗其好朋友吕禄，怕郦寄不答应或者告密，就“使人劫郦商”[1]408，派人劫持了自己的老战友、郦寄的父亲郦商。可见，陈平为了达到目的，老战友可以被牺牲，无辜者可以被威胁。
明白了张良、陈平的为人处世之后，就可以明白他们为什么会在韩信的人生悲剧中，发挥不太光彩的作用。张良、陈平在分析问题的时候，很少关注情感，更不会感情用事，而是更多的从利益的角度来分析。这就导致他们将韩信对刘邦的非常忠诚的情感，给忽略掉了，而这恰恰是分析韩信和刘邦关系的核心。既然不谈感情，只讲利益，只讲利害关系，那么韩信作为手握重兵的一方诸侯，自然就会看起来是一个很严重的“威胁”，在天下未定的时候，不敢得罪，所以要封为齐王，而不是假王；在天下已定的时候，要尽量除掉，哪怕是明知道韩信没有谋反。
这背后或许还有更为深层次的原因。清代学者赵翼曾经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论题：“汉初布衣将相之局”。赵翼指出，在刘邦集团里，只有张良、张苍、叔孙通出身较高，其余的都是布衣或低级官吏，“其臣亦自多亡命无赖之徒，立功以取将相”。至于“六国立后”的那些王公贵族，“乃不数年而六国诸王皆败灭”。[5]36-37也就是说，秦汉之际是贵族消亡、平民崛起的时代。贵族为何会消亡？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贵族有教养，讲规矩，重情感，好面子，做起事来难免有所羁绊，平民则没有这么多束缚，为了胜利可以不择手段。举例来说，陈余有20万大军，为什么还会败给只有万人左右的韩信军队？陈余是一名儒者，儒者遵守周礼，在日常的为人处世中，是文质彬彬的君子，在军事上则不必如此。陈余则是一个极端的儒者，将仁义思想扩展到军事上，“常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这就和当年的宋襄公是同一个类型的。而且，作为贵族，陈余有心理包袱，害怕要是不直接和韩信交锋，“则诸侯谓吾怯，而轻来伐我。” [1]2615因此，束手束脚的贵族，自然无法和灵活多变的平民相比。
我们想对赵翼的观点进行一点小的修正：赵翼区分贵族和平民，是从其出身方面来进行的，我们认为，还应该考虑其思想方面的因素。有的人，虽然出身贵族，但是由于后来长期生活在民间，学到了民间的各种习气，已经成为事实上的布衣做派，最明显的例子是受到圯上老人深刻影响的张良；有的人，虽然出身于没落家族，但是向往贵族的荣耀，在思想表现上和贵族无异，韩信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例子。韩信“好带刀剑”，哪怕是在贫困潦倒的时候，也不肯用刀剑换饭吃，原因是刀剑是贵族的象征，他不愿意丢掉了这个虚无缥缈的贵族象征。韩信长期吃白饭，跟着南昌亭长混饭吃，受到冷落，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担心自己以后的衣食问题，而是感到面子受挫，“怒，竟绝去。”漂母救济韩信，韩信说：“吾必有以重报母。”[1]2609这显然也是因为韩信把自己当成贵族的结果。总之，韩信的为人处世是贵族作风，有教养，讲规矩，重情感，好面子，这就决定了他不会先谋反，不会先做对不起刘邦的事情；张良、陈平则是讲究利害关系、为了胜利不择手段的布衣思维。这种思维的差别，影响了张良、陈平对韩信的判断，也决定了韩信的悲剧人生。
也正是在这种思维影响下，张良不仅以恶意来揣度韩信，对别人也是如此：
上已封大功臣二十余人，其余日夜争功不决，未得行封。上在雒阳南宫，从复道望见诸将往往相与坐沙中语。上曰：“此何语？”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谋反耳。”上曰：“天下属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属取天下，今陛下为天子，而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而所诛者皆生平所仇怨。今军吏计功，以天下不足遍封，此属畏陛下不能尽封，恐又见疑平生过失及诛，故即相聚谋反耳。”[1]2042-2043
在刘邦分封功臣的过程中，功臣们发生了争功或议论战功的事情。这是人之常情，谁不愿意有更高的地位、被认为有更多的功劳？谁愿意自己的功劳被埋没？所以，功臣们就自发地议论彼此的功绩。这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张良却解释为功臣们在谋反。张良的话看似深刻，其实毫无道理。翻开《史记》、《汉书》的列传、功臣表就会知道，功臣们的功劳都有非常详细的原始记录，以此为分封的基础，就会八九不离十，差不了多少。某些功臣就算所得利益稍有偏差，也不至于谋反。而且，刘邦为何“所封皆萧、曹故人所亲爱”？因为萧何、曹参、灌婴、周勃、樊哙这些先封侯的“故人所亲爱”的功劳最大，不先封他们，又要封谁呢？在张良的分析下，刘邦集团的功臣们人人自私自利，人人都有很大的谋反的可能性。张良的话过于危言耸听，而且和吕后想要杀尽功臣们的想法有异曲同工之处——功臣们都是有才能、有胆魄的人，都是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要是处理不好，就可能会造反。能做出这种分析，说明了张良、吕后内心的阴暗、讲利害、而不讲情谊。
三、结语
韩信的悲剧人生，从本质上来说，是他功高震主的必然结果。然而，张良、陈平出于利害关系的考虑，对韩信做出的有意或无意的抹黑，也在客观上推动了悲剧的发生。在一个“布衣将相之局”的时代里，坚持贵族思维和做派的六国诸王失败了，陈余失败了，项羽失败了，韩信的失败也是如此。讲究利害关系、非常实际、不择手段的平民们胜利了，其思维虽然稍嫌黑暗、不近人情，其手段虽然残酷，但这就是历史发展的必然。适者生存，生存的游戏本来就没有太多温情。只是，从此以后，中国历史进入到了一个政治家、军事家们只讲利害、不讲契约精神、尔虞我诈的漫长时期。人们津津乐道的斗智斗勇的历史故事，往往都缺乏契约精神，而且老百姓普遍默认：只要是好的一方，只要是出于好的目的，哪怕不择手段都是好的。因此，近代以来，进入中国的西方人，发现清朝政府和人民普遍缺少契约精神。追究其根源，就不能不上溯到战国秦汉之际。我想，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对战国秦汉史的认识，或许会别有一番新意。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荀德麟.韩信谋反辩[J].江苏师院学报，1979（4）：43-45.
[3]范学辉.重评韩信的灭齐之战[J].江海学刊，1994（1）：140-144.
[4]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64.
[5]王树民.廿二史札记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4.
On the Influence of Zhang Liang and Chen Ping on Han Xin's Tragic Life
Yi fusheng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Abstract: Zhang Liang and Chen Ping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destroy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Liu Bang and Han Xin. Han Xin's idea of asking for the kingdom of Qi was that he deserved it. Zhang Liang and Chen Ping reminded Liu Bang that Han Xin could be disadvantageous to Liu Bang at any time. When Liu Bang pursued Xiang Yu, Han Xin needed time to calm down and pacify the Qi people because the country of Qi had not yet been completely calmed down. Zhang Liang, however, explained that Han Xin was arrogant and intractable and wanted to seize territory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war. As a result of Zhang Liang and Chen Ping's constant blasphemy of Han Xin, Liu Bang had increasingly strengthened his preparedness against Han Xin. The reason for this phenomenon is that when Zhang Liang and Chen Ping analyzed the problems, they paid little attention to emotions, but analyzed th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ests. This leads them to neglect the loyalty of Han Xin to Liu Bang, which is the core of the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an Xin and Liu Bang. Han Xin's failure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era.
Key words: Han Xin; Zhang Liang; Chen Ping; Liu Ba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