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抚生：《山东栖霞新出土的李氏孝妇牌坊碑研究》，《湖北工程学院学报》2019年第1期，第16-19页。全文内容如下：
山东栖霞新出土李氏孝妇牌坊研究
衣抚生
（河北经贸大学 发票博物馆，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摘 要：介绍2016年初山东省栖霞市庙后镇回龙夼村出土的一块孝妇牌坊碑。收录全部碑文，对碑文的残缺部分进行补正，对碑文内容进行考证和疏解，在此基础上对碑文进行简单的分析。认为这不是一般的贞节牌坊，其核心内容是孝悌，是一个弱女子在千辛万苦中，将一个破败的家撑起来。因而，其事迹直到今天都具有价值，值得肯定。
关键词：孝妇；碑刻；回龙夼村
中图分类号：K872 文献标识码：A
一、缘起与碑文内容
2016年初，山东省栖霞市庙后镇回龙夼村出土了一块石碑。这块碑外在的突出特点，是碑身的高度较为可观（约3米高）、碑文的字数较多。这块碑的文字内容也很有特色，那就是传主命运坎坷，遭受了非常多的挫折。但是，即便如此，传主还是能够勇敢面对，一一克服。因而，碑文就具有很强的正能量和感染力。也正因此，这块石碑引起了笔者的强烈兴趣。
据笔者走访得知，这块碑原本是清代的一座贞节牌坊的附属碑，立于村子南面的路口，供南来北往的人瞻仰。它在本地居民的心目中，具有比较高的地位。在“文革”前后的某些特殊的年代里，本地文物有许多被破坏的。这块碑却被有心人冒险隐藏起来，这就使它得以幸免于难。只是由于时代久远，当事人已经过世了，因而，我们暂时还不清楚是谁当初保藏了这块碑。
这块碑的碑文内容，可以大致分为正文列和署名列两部分。正文10列，每列32个字，最末尾的一列未写满（缺2个字），共计318个字。其中，有46个字残缺，有1个字不能确定。日期列的后半部分完全残缺。我们将碑文内容介绍如下（每有一个字残缺，就用一个“□”来表示。不能确定残缺多少个字的，就用“⍁”来表示）：
氏系李公模之女，居李家庄□□□□□□□□□□□者也。十九，于□□赴远方，事祖母与姑贤孝，至今传□□□□□□□□□□□不分昼夜短长。未几，夫以病殁，祖母与姑亦继□仙□□□□□□□□□□□时氏年未周三旬，礼守闺房。夫弟叔者不满十岁，已足悲伤。□妹小姑仅五六岁，诚更为凄凉。氏晓大义，志大共姜，摒挡家政，皆为及时择配，业立无疆。所又难者，加夫兄与夫弟媳俱半身不遂，常卧在床，全赖氏天性纯笃，殷进饭浆，生养死葬，艰苦备尝。斯时也，夫胞侄男双（？）列雁行六岁、三岁，时泣喤喤，氏为抚养，后嗣克昌，计三十九载苦守冰霜，经千磨万折而志益洁，行益芳。宜乎光绪十四年绅士公举，县尊上章，朝廷以松筠嘉其贤良，准入祠，设位匾额，建坊。氏殁之岁五十九，至今已有年矣。夫弟耑感比母之德，恐久而湮没事迹，负氏心肠。故相嘱叙事□□□□□□□□□石，以示永永不忘。
大清宣统元年岁次⍁女福镌。
二、碑文补正与疏解
下面，我们对碑文内容进行补正和简单的疏解：
首先，我们要推测传主的基本信息。我们可以查找三个信息来源：碑文、地方志、族谱。第一、最直接的判断信息，莫过于碑文的落款姓名，可惜这一部分恰恰残缺了。从碑文透露的信息中，我们可以知道，传主为一女性，姓李，其父名为李模，丈夫姓衣。但我们无法知道她本人的名字。第二、我们查阅了本地的地方志《栖霞县志》，想要获得进一步的消息，却一无所获。这是因为，《栖霞县志》虽然记载了大量的贞女烈妇的姓名，有的还有简略的事迹，李氏的事迹也足以进入《栖霞县志》，但问题是：李氏是在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年）得到政府嘉奖的，而清代的《栖霞县志》的最后一次修订，是在光绪五年（公元1879年），这就导致李氏的事迹没有被写入《栖霞县志》。因此，我们无法根据《栖霞县志》获得李氏的信息。第三、回龙夼村有非常详备的族谱，其中详细记载了历代先人的名讳、妻妾姓氏及地域、子女情况等各种信息，可供参照。李氏受到朝廷旌表，是在公元1888年，此时她的年龄应该很大了，我们可以认为她当时已经走到生命的尾端了。因此，她的出生年在1830年前后。这是我们查阅族谱的第一条线索。我们再根据李氏的故乡名为“李家庄”、其丈夫有兄、有弟、有妹，这几条线索，查阅1938年编订的《衣氏全谱》可知，李氏的丈夫应该叫衣士勗，丈夫的哥哥叫衣士勋，弟弟叫衣士勉。李氏育有子一人，女二人。[1]
然后，我们逐句疏解原文。“李家庄”，即今栖霞市唐家泊镇李家庄村，距离回龙夼村接近20公里。
“十九，于□□赴远方”，中间残缺两个字。我们以为，“于”字后面似乎可以补上一个“归”字，即“十九，于归□赴远方”。理由主要有两点：第一、从上下文来看，这句话的意思，应该是指李氏十九岁出嫁，嫁到远方。“于归”这个词，是古代形容女子出嫁的常用词语，出自《诗经·国风·周南·桃夭》中的“之子于归”，用在这里是很贴切的。第二、“于”字后面的字，并没有完全残缺，它的右下方尚残留三条竖线，这就正好跟“归”字的繁体字“歸”的右下方，完全吻合。因此，我们认为这里应该补写一个“归”字。
“至今传□□□□□□□□□□□不分昼夜短长。”这段话的中间残缺了很多字，但大体意思是清楚的：李氏嫁到回龙夼村以后，以孝顺婆婆、祖母闻名，至今（指刻碑的宣统元年）尚广为传播。这里没有提到公公，从下文来看，公公应该是早就去世了。另外，结合后文来看，此处残缺的文字应该还包括其丈夫生病的内容。甚至其“祖母”、“姑”（即婆婆），也有可能同时生病。李氏为了照顾家里的病人们，“不分昼夜短长”，任劳任怨，非常贤惠。
“未几，夫以病殁，祖母与姑亦继□仙□□□□□□□□□□□”。虽然李氏耐心地照顾病人，但是，她的丈夫还是很快就去世了。丈夫的祖母和妈妈“亦继□仙□……”，此处文字有残缺，大概是“也相继去世”的意思。“时氏年未周三旬”，当时李氏还不到30虚岁，就要面临着家破人亡的惨境。更重要的是，丈夫去世后留下一个烂摊子：“夫弟叔者不满十岁，已足悲伤。□妹小姑仅五六岁，诚更为凄凉。”“□妹”有残缺，从碑刻来看，残缺的字笔画非常少，我们怀疑应该是“夫”字，即此处应为“夫妹”。也就是说，丈夫的弟弟、妹妹都非常小，一个“不满十岁”，一个“仅五六岁”。在清代，男主外，女主内，作为一名弱女子，李氏无法出去工作赚钱，也很难抛头露面保障家族利益。在这种情况下，一走了之，或者是像当时的很多夫死的女性一样，一死了之，是比较容易走的路。然而，李氏没有这样做，她“晓大义，志大共姜”。“共姜”是周朝卫世子共伯的妻子，夫死不嫁，被奉为女子守节的典型。李氏明白，她身上还有未尽的重担，她所要走的路，比共姜艰难很多。她含辛茹苦，“摒挡家政，皆为及时择配”。“摒挡”，即收拾料理。李氏通过自己的努力，让小叔子、小姑子都平安长大，并为之或娶妻，或嫁人，尽到了一家之长的责任。而这个大家庭，其实是和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
然而，李氏遭受的磨难尚不止于此。“所又难者，加夫兄与夫弟媳俱半身不遂，常卧在床，全赖氏天性纯笃，殷进饭浆，生养死葬，艰苦备尝。”丈夫的哥哥半身不遂，弟媳妇也半身不遂（不知是否即为前文提到的弟弟），常年卧病在床，全赖李氏悉心照料，才能成活。李氏为他们养生丧死，备尝艰辛。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李氏能做到这些，是很不容易的。丈夫的哥哥还有两个儿子，一个六岁，一个三岁（名为衣广绪、衣厚绪），全靠李氏抚养。李氏在这个贫苦多难的家庭里，“计三十九载苦守冰霜”， 苦心操劳了39年，直到最终去世。对她这39年的艰苦生活，碑刻说是：“经千磨万折而志益洁，行益芳。”
光绪十四年（公元1888），经过本地乡绅推举、县令上表，李氏获准入祠、设匾、建坊。“氏殁之岁五十九。”这句话似乎有问题：前文说，李氏“十九，于□□赴远方”，19虚岁嫁入回龙夼村；“计三十九载苦守冰霜”，又在回龙夼村生活了39年；两者相加，可见，她应该享年57虚岁或者58虚岁，而非此处所说的59虚岁，有矛盾。我们可以确认的是，此处的文字识别无误。那么，该如何解释这种矛盾呢？有两种可能的解决方法：第一、将“三十九载”改为“二十九载”。李氏丈夫去世后，“时氏年未周三旬”， 之后，“苦守冰霜”二十九载，到她去世时，经历了29年。如此，李氏就可以“殁之岁五十九”了。这种解释可能是比较合理的：李氏的丈夫还活着的时候，她或许是不能称为“苦守冰霜”的。第二、将“氏殁之岁五十九”，改为“氏殁之岁五十七”。第三、“十九，于□□赴远方”之文有残缺，可能不是我们所认为的19虚岁嫁入回龙夼村。无论是哪种方法，都需要修改对原文的理解和解释。这是需要我们特别谨慎的事情。所以，我们只是指出疑问所在，而不轻易修改原文或提出答案。
李氏的小叔子将她当母亲看待。后来，李氏去世很久了，小叔子的年龄应该也很大了，“恐久而湮没事迹”，“故相嘱叙事□□□□□□□□□石，以示永永不忘。”这段话的中间有若干残缺，但大体意思很清楚：小叔子害怕年久之后，李氏的恩情和事迹被人遗忘，就把这些事情告诉别人（很可能是儿孙辈），并要求他们“□石”。“ □石”可能是“勒石”，或者“刻石”，或者是其它类似意思的词语，总之是表示刻石的意思。
碑文的署名列是：“大清宣统元年岁次⍁女福镌。”末尾不知残缺了多少字。“宣统元年”为公元1908年，农历乙酉年。所以，我们可以将这句话修正为：“大清宣统元年岁次乙酉⍁”。具体的月日则不得而知。碑文的最后，应该有参与立碑的男子名字，可惜此处过于残缺，已经完全看不清楚了。
三、碑文分析
下面，我们在理解碑文内容的基础上，进行简单的分析：
第一、这是一块贞节牌坊碑，却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贞节牌坊碑。常见的贞节牌坊，以殉夫或夫死不嫁为主，生动表现了明清时期的男权社会对女性的压迫和戕害，属于传统文化的糟粕，应该坚决予以摒弃。但是，本文提到的牌坊碑却不是如此，它的核心内容是孝悌，是家，是爱，是一个弱女子在千辛万苦中，将一个破败的家撑起来。为什么说李氏的行为是孝悌呢？李氏孝顺祖母和婆婆，为她们养老送终，这就是孝；李氏照顾年幼的小叔子、小姑子、小侄子，给他们一个温暖的家，为他们遮风挡雨，让他们顺利实现嫁娶，这就是悌；李氏对哥哥，对弟媳的关爱，也都属于传统的孝悌道德的范畴。孝悌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之一，正如《论语·学而篇》所说：“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2]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位，孝悌是家庭中的基本道德，因此，李氏的这种孝悌的事迹和精神，直到今天都不过时，仍然具有较高的价值，值得我们高度肯定。鲁迅先生曾经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3]李氏的事迹也是如此，所谓的腐朽的“贞节牌坊”，掩不住她身上孝悌的光耀，她也是中国的脊梁。
我们还可以将李氏和回龙夼村的另外一位在当地较为著名的孝妇孙氏进行对比。《栖霞县志》卷九《艺文志·上》记载一位回龙夼村孝妇的故事（族谱中也有这个故事，只是记载得很简略）。这个记载直接取自墓表，应该比传说中的故事可靠。内容如下：
孝妇衣孙氏墓表 撰名失考
古来贤淑以孝称者，如唐夫人每旦而乳姑也，赵孝妇之勤织而奉母也。跃鲤涌泉，明焉，足以动天地。涤溷舐目，幽焉，足以感鬼神。此皆载于简策，昭如日星。我朝以仁孝化天下，风声鼓舞，乡里之间有懿德足传，如孝妇孙氏者。氏乃桃村孙公孔基之女，回龙夼衣涵德之妻也。二十一于归。家清贫，祖父早亡，祖母年迈，翁与夫俱赴关东，姑亦弃世。惟与祖母度日。后来祖母染病甚，向氏泣，索肉食。而孰意时值七月，署雨连旬不止，去市又远。出于无奈，遂割臂肉以进。祖母食而甘之。割至三次，人无知者。适有邻妇见其伤痕，询及，始以实告。呜乎！曹大家之《女戒》未尝戒及此也。而氏顾能如此，是岂故为此奇特之行，以警世而骇俗哉？盖其孝心纯笃，出于天性，初不以成迹拘也。方今闺壸以节烈著者，皆得上其事于朝廷，获旌表焉。况氏之孝行卓卓者乎？即与古之贤淑并传于后，夫复何愧？
事在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当时报官，张邑尊赐“孝义可嘉”额匾，迄今同治己巳之岁（公元1869年），殆有百余年矣。若不即此勒石，以表扬懿范，恐年深日久，湮没不彰，故谨志颠末，以永垂不朽云。[4]
我们对该文进行简单的注释：“署雨”：疑当为“暑雨”。当时正是盛夏，大雨不止，所以说是暑雨。“去市又远”：据《栖霞县志》，当时栖霞县共有7个大集：臧家庄、赵家庄、桃村、寨里、铁口、观里、蛇窝。4个小集：亭口、唐家泊、寺口、杨础。这11个集市中，距离回龙夼村最近的也有三四十里地。
孙氏是一个苦命人。祖父、婆婆均已去世，公公和丈夫闯关东，常年不归，只有她和祖母相依为命。一次，祖母病重，想要吃肉。村子里比较穷，没有肉，而且村子距离集市很远，当时又阴雨连绵，不可能去赶集，实在是无法获得肉。她就割下手臂上的肉，给祖母吃，一共割了三次。这件事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县令称之为“孝义可嘉”，编撰《栖霞县志》的士绅们特地收录她的传记，足见人们对此事的重视。
孙氏割股奉亲的行为，并非如《栖霞县志》所说的那样突兀、“奇特”，而是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时代印迹。据学者们研究，割股奉亲产生的时间很早，“现在所看到最早的割股疗亲例子，是隋朝毗陵郡晋陵县人陈果仁。”[5]26究其原因，“很可能起源于人肉治疗结核性疾病的民间偏方。”[6]另外，“佛教舍身、割体寓言的传入与散播”[5]28、“孝道观念的积极推广”[5]30、“家境的贫穷与医药的昂贵”[5]32、“社会上巫风的助长”[5]35、“僧道与医者的主导角色”[5]40、“多元性传播的媒介”[5]45等因素，都推动了割股奉亲的流行。割股奉亲从唐代开始盛行，并在之后的历史中影响越来越大。“大约在唐代时，割股疗亲这一行为已经存在于黄河、长江流域……到了宋元时期，则福建、江西、湖广、广东、广西等地，也出现了这一行为的记载。明清以后……有汉人之地，或受汉文化孝道熏染之区，也就有割股行为。”[5]52据统计，《古今图书集成》中记载的割股疗亲者数量为：唐代17人，宋金116人，元代48人，明代1783人，清初506人，合计2470人；各省通志所记载的人数则高达7570人[5]6-9。各地方县志所记载的人数应该更多。因此，在孙氏生活的年代里，割股奉亲受到朝廷的表彰，受到民间的推崇，还有名垂青史的荣耀，应该对社会的各个阶层都有较大的影响力。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看孙氏的行为，就会明白她的行为是时代思潮影响下的产物。孙氏在特殊的情况下，采取了特殊的举动——家贫，加上霖雨，实在无法得到肉，年迈的祖母又病重，吃肉很可能是老人临终前的最后愿望了，孙氏要怎么做？难道要眼睁睁看着老人死不瞑目吗？在这种情况下，当时社会上广泛流传、备受推崇的割股奉亲的故事，就促使她做出了这样的举动。这个故事的核心内容、孙氏之举的核心精神，就是孝，是对祖母的爱，而和封建礼教的迫害无关，和腐朽的贞节观念无关。这份孝心值得提倡，但她的极端行为不应鼓励。相对来说，李氏的行为更容易得到我们的推崇和敬佩，具有宣传和推广价值。
孙氏的行为发生在1762年，并在一百年后的1869年，得到当地乡绅的重新提倡。而这恰恰是李氏孝悌之举的发生时间。我们可以想见，李氏的思想和行为，有可能受到孙氏的影响。
第二、李氏的一生充满了苦难，共计有：（1）年少时，离家远嫁，苦；（2）家人生病，照顾病人，苦；（3）丈夫、祖母、婆婆相继去世，独身苦，生活难；（4）照顾小叔子十几年，为之娶妻，难；（5）照顾小姑子，送她嫁人，难；（6）丈夫的哥哥半身不遂，照顾他一生，为之养生送死，难；（7）照顾瘫痪在床的弟媳，服侍她一生，为之生养死葬，难；（8）抚养两个侄子，苦；（9）让这么一个破败的家族，重新振兴起来，“后嗣克昌”，难。这些苦难，每一项都是非常艰辛的，一般人很容易被吓跑，她却全都做到了，并为之辛苦了39年。苦难，赋予了她伟大的人性光辉，让她的形象非常灿烂高大。这就是古代社会伟大母性的最好的体现。
第三、李氏的辛苦付出，获得了回报。碑文中说“业立无疆”、“后嗣克昌”，意思是说家族繁荣昌盛。这当然可能是套话，或者说，可能有夸张之处。不过，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家人都对李氏怀有很深厚的情感。小叔子年老之后，嘱咐后人为李氏立碑，就是其证。我们甚至可以相信，当初冒死隐藏这块石碑的，很有可能就是他们家族的后人。家庭，家庭所蕴含的孝悌精神，是古人愿意含辛茹苦、默默付出的原因和力量来源之一。关爱和回馈家人的爱，无疑是其中的重要纽带。至于乡绅、官方对她的肯定和褒奖，倒在其次，作用未必很大。
我在2016年初，见到这块碑刻后，就深深地被李氏感动了。这可能是因为，家庭一直是中国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孝、悌、忠、信）也就因此具有长久的感染力，可以穿越时空和地域，一直影响到我们今天。李氏的小叔子想将她的事迹铭刻于石，“以示永永不忘。”我则希望能通过发表这篇小文章的方式，让她光辉永存，并以此表达我的敬意。
[参考文献]
[1] 衣仙.衣氏全谱·第六册·回龙夼谱[M].1938（未正式印刷刊行）: 56-58.
[2] 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2.
[3] 鲁迅.鲁迅全集·第六卷·且介亭杂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122.
[4]胡璘、黄丽中等.乾隆栖霞县志·光绪栖霞县续志[M].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2004: 308.
[5]邱仲麟.不孝之孝——隋唐以来割股疗亲现象的社会史考察[D].台北：台湾大学博士论文，1997.
[6]于赓哲.割股奉亲缘起的社会背景考察——以唐代为中心[J].史学月刊，2006，（2）：87-95.
Research on the new unearthed memorial archway of a filial woman in Qixia, Shandong
Yi Fusheng
(Hebei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Shijiazhuang, China)
Abstract: A stone tablet unearthed from Huilong village, Miaohou Town, Qixia, Shandong, in early 2016 is introduced. Collect all the inscriptions, make corrections to the incomplete parts of the inscription, make textual research of the inscriptions and make a simple analysis of the inscriptions on this basis. This is not the ordinary chastity memorial archway. Its core content is filial piety and fraternal duty 's family, and a weak woman supporting a broken home in all kinds of hardships. Therefore, its deeds are still valuable and worthy of affirmation today.
Key words: filial woman; stone tablet ; Huilong villa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