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衣抚生副研究员在《甘肃简牍》（第三辑）发表论文《海昏竹书〈保傅〉“知=非色”解》。
摘要：海昏竹书《保傅》“知=非色”应遵传统文献，释为“知妃色”或“知好色”。“非”“妃”同音，可假借；“妃色”与“好色”可同义替换：对一般人而言，美色为“好色”，对太子而言，所娶为妃嫔，可言“妃色”。或疑八九岁之孩童未能“知妃（好）色”，然以《孟子》和古人初婚年龄证之，“有妻子”发生于男子14岁时，前此之“知妃（好）色”正为八九岁，并无可疑。正因“知妃（好）色”时年龄尚幼，只能是智识上的“知”和心理上的“慕”，而非实践上的“有妻子”。今人诸多新解皆误。
关键字：海昏竹书；《保傅》；知=非色；知好色；知妃色
引用格式：衣抚生：《海昏竹书〈保傅〉“知=非色”解》，甘肃简牍博物馆编：《海昏竹书〈保傅〉“知=非色”解》，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24年，第39-45页。
一、问题的提出与学术史回顾
海昏竹书《保傅》可与贾谊《新书》、《大戴礼记》、《汉书》等传世文献对读，引起较多关注的，是“知=非色”一语。上述四种文献中的相关字句为：
天子少长，知=（知）非色，则入……（海昏竹书《保傅》）
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大戴礼记·保傅》）
及太子少长，知好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新书·保傅》）
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妃色，妃匹之色。”
海昏竹书的“非”字与《大戴礼记》的“妃”字同音，可互相假借；《大戴礼记》《汉书》的“妃色”与《新书》的“好色”可同义替换：对一般人而言，美色为“好色”，对太子（天子）而言，所娶为妃嫔，可言“妃色”。因此，四种文献中的此语本意相同，颜师古注亦无不妥。清儒王聘珍《大戴礼记解诂》未出新注，显系相同见解无疑。今之学者于海昏竹书《保傅》刊布之后，却推翻前人经典解释，提出疑问与新解。
海昏竹简《保傅》的整理者韩巍先生说：
“知=（知）非色”，“知”下重文号当为误衍。“非色”，《大戴礼记》《汉书》皆作“妃色”；《新书》作“好色”，“好”当为“妃”之讹。《汉书·贾谊传》颜师古注曰“妃色，妃匹”，似为望文生义的强解。疑海昏简作“非”当为本字，“妃”则是同音假借字。然而“非色”究竟应作何解？一时尚无好的想法，姑且存疑，以俟高明。
如前所述，“妃色”与“好色”可同义替换，颜师古注并非“强解”。那么，韩氏为何会将其断定为“望文生义的强解”？韩氏未作说明。笔者猜测，或因此时之天子（太子）年龄尚幼，并未婚配，韩氏因而疑其未能“知妃（好）色”。论述如下：贾谊以太子人生之成长阶段为写作顺序，今以《新书·保傅》为例进行说明：
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故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及太子少长，知好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直之史，有亏膳之宰……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保傅》从太子出生写起，继而为“孩提”时期、“少长”、“既冠成人”，直至最终继位为天子。“知妃（好）色”发生于入学前夕，太子此时年仅八九岁，未娶妃嫔，何以会“知妃（好）色”？这大概就是韩先生所疑之处。后文所引王宁先生之言则明确提出这一疑点。
蔡伟先生（网名抱小）提出新解：
我们认为“知=非色”这句，重文符号不是衍文。出土文献中误衍重文符号的现象并不少见，但这毕竟不是普遍现象，相对于众多正常的重文符号来说，祗能算作个例……但其实“知=非色”这句句式是可以同《论语·学而篇》“贤贤易色”联系起来的……海昏简“知=”可读为“智智”，第一个“智”字为动词；第二个“智”字为名词，智慧的意思。“智智”就是以智为智。“非”即“好丹非素”之“非”。“知=（知知-智智）非色”，是说崇尚智慧、鄙薄容色。也就是追求卓越，而不以表面容态为追求目的的意思。所以就要入学学习，这样才可使内心丰盈。
颜世铉先生基本赞同蔡伟先生的主张，而对“色”字进行新解：
蔡伟对“知=非色”文意的理解大致是可信的，而把它和“贤贤易色”联系起来也是对的。去年笔者曾撰文讨论“贤贤易色”的“易”字的训解，主张应读为“逷（逖）”，训为“远离”义。
海昏竹书《保傅》“知知非色”，指亲近智者、远离美色之意……由此可见，要入学求知，必先要能“知知非色”。
蔡伟先生和颜世铉先生的论述存在如下问题：
第一，他们判定重文符号不为误文，与《新书》、《大戴礼记》、《汉书》之记载及颜师古、王聘珍之注释皆有冲突。我们须知，海昏竹书《保傅》与此三种文献为同一来源，且四者均为抄写母本，不宜有两种解读，而该文的作者、编者均为同时代之人，恐不至连简单抄写都错，颜师古、王聘珍等大儒亦未必读不懂此类简单字句。
第二，将此句与“贤贤易色”相关联，尤为错谬。王宁先生批评说：“这时候孩子尚不懂男女之事。”王氏之言并不准确，下文将进行评述。其实，真正的问题是：“贤贤易色”乃是极高境界，断非八九虚岁的孩童所能达到。孔子有言：“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论语·子罕》）“贤贤”者，“好德”也；“易色”者，不“好色”也。将“好德”与“好色”并列之人，孔子尚且评价为“吾未见”，何况是“好德”而不“好色”、“贤贤易色”之人？孔子之言虽不免有为说明其难而略有夸大的可能性，然亦足以说明“贤贤易色”实为常人所不及之高境界。颜氏以此为孩童入学条件，未免强人所难。
相较之下，蔡伟先生以“容色”“容态”为解，更为通达，但亦有问题：太子入小学之前，由于尚未学习，不具备较高的道德境界与追求。蔡伟先生以“追求卓越，而不以表面容态为追求目的”之高标准为孩童入小学的前提条件，亦为强人所难。我们须知，道德境界之提高、高尚人格之追求与养成，乃是长期学习之结果，而非入学学习之前提。
王宁先生说：
古代八岁入小学（《汉书·艺文志》），一说九岁（《新书·容经》），这时候孩子尚不懂男女之事，“色”解释为美色恐怕不确当，抱小先生解释为“容色”当近之，然其说仍觉不安。
直到现在，北方农村父母教育小孩还经常是“棍棒教育”，打骂常有。但要到小孩到了四、五岁“知道好赖脸儿了”的时候，纔可以开始这么教训、教育。所谓“知道好赖脸儿”就是会看大人脸色的好坏知道大人的喜怒，并因此知道自己行为的对错；在此之前孩子懵懂无知，是不能打骂的……孩子到了会看大人脸色的时候，智慧已经初步开化，已经知道看大人的脸色并能与自己行为的对错联系起来，大人因此可以对其实行教育。人平时的脸色是“和颜悦色”的，到了教育、教训人的时候脸色严肃甚至是怒相，现在还说某人生气对人是“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不是鼻子”、“不是脸”就是“非色”，即不正常的容色。
所以“知=非色”疑当读为“知（智）知非色”，就是其智慧已经知道人容色的不正常，这时候可以进入小学接受教育。其实小孩一般到了三四岁或四五岁的时候已经知道看大人的脸色，但是要能接受正规教育，还得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一般得到七八岁或八九岁，古代八岁入小学，现在七岁入小学，都是缘于此。
吴铭先生在其公众号“吴铭训诂札记”上发文，赞同王宁先生的论述，而从用典角度举例证明。由于吴氏并无新观点，不赘述。
王宁先生的解释无疑比蔡、颜二位先生更为合理，然亦多有可商榷之处：
第一，与蔡、颜二位先生相同，王氏之言与三种传世文献及其注释相冲突。
第二，王氏一方面认定太子八九岁时的“知=非色”为知道看人脸色，另一方面又说“小孩一般到了三四岁或四五岁的时候已经知道看大人的脸色”，实则为自我否定。
第三，“三四岁或四五岁”对应前一阶段之“孩提有识”，而非“知好色”。“孩提有识”阶段即已满足的条件，何以到“知好色”阶段纔提？
第四，王氏自知所作解释与情理不合，祗能增加条件：“具有一定的理解能力和思考能力”，这就需要改动原文，实乃注解大忌。
第五，王氏所言看人脸色，与《保傅》全文崇尚道德修养之整体风格不合。今将该解带入原文：
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斋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
故孩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
及太子少长，[知道看人脸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
及太子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司直之史，有亏膳之宰……
三代之礼，天子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
在“举以礼”“斋肃端冕”“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有司直之史，有亏膳之宰”“明有敬”等修身养德的煌煌之言中，加上“知道看人脸色”，其间的不协调一目了然。贾谊断不至此。且传统儒家教育乃是“成人”教育，致力于养成独立的大丈夫人格，而看人脸色与之相冲突。孟子有言：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汝）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
据上述记载，“必敬必戒”，看人脸色行事，“无违”他人脸色，乃是“以顺为正”，乃是“妾妇之道”，无法养成君子人格，属于“学礼”者所不屑为。
二、回归传统解读
既然当今学者新解皆误，而传统注解众口一词，不如回归传统，只须解答今人疑惑即可。今从如下两个方面解释：
第一，“知好色”解释。
学者怀疑古人注解有误，重要原因之一，是八九岁的“孩子尚不懂男女之事”。清人卢文弨已关注于此：“知好色之语，乃约略其年龄之所至耳，如孟子论人，曰少，曰知好色，曰有妻子，曰仕，皆谓其年所当值也。”卢氏所言甚是，惟其用语简略，尚须细致辨析。
正如卢氏所言，“知好色”亦见于《孟子·万章上》：“人少则慕父母，知好色则慕少艾，有妻子则慕妻子，仕则慕君，不得于君则热中。”“人少”“知好色”“有妻子”“仕”为人生不同年龄段之经历，彼此之间应相隔若干年。“知好色”在“有妻子”之前，尚未达到男女婚配年龄。据《保傅》，“知好色”在“既冠成人”之前。《孟子》《保傅》均说明，“知好色”应为未冠、未能婚配的年龄。正因未成年，所以祗能是智识上的“知”（“知好色”）和心理上的“慕”（“慕少艾”），而未能有实际行动（“有妻子”）。那么孟子生活的战国时期，“有妻子”的年龄段是多大？
战国时期的初婚年龄，由于史料不足，难以考察，只能据《周礼》《墨子》等少数材料进行大致推测，而这些材料又杂糅了思想家对理想社会秩序的想象，未必合乎事实。比如，《周礼·媒氏》记载：“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有学者认为，在营养不足的情况下，人体发育迟缓，该记载不为无据。但问题在于：当时的人均寿命较低，倘若“男三十而娶”，就意味着子女未成年即得不到父亲庇护将是普遍情况，这显然有悖常理。因此，当今学者多持否定态度。可资参考者，为秦汉时期的初婚年龄。这是因为战国与秦汉时代相近，情况亦应相差不远，且贾谊为汉代人，《保傅》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时代的影响。秦汉时期的材料较为丰富，研究很是透彻。据彭卫、杨振红先生研究，汉代的婚配情况是：
多数女性的初婚年龄集中在13—16岁间……《居延汉简释文合校》简194.20说虞护妻胥15岁，女儿年龄5岁，若此女为胥的亲生女，则其结婚年龄不晚于10岁。当然如此年幼结婚在当时也不常见……根据传世和出土文献记载，汉代男性初婚年龄集中在14岁至20岁之间。
据此，可将“有妻子”定位于男子14岁起始。那么将前一阶段的“知好色”定位于八九岁，也就是合理的。
女性13岁、男性14岁的婚配年龄大致为古人青春期的初始期。据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学义务教育《生物学》教科书，今日女孩的青春期从8-9岁开始，男孩则从10-11岁开始。比汉代男女的初婚年龄要早大约3岁。考虑到营养差别导致的青春期推迟，汉代男女婚配的年龄当为青春期开始不久。《黄帝内经素问》记载：“女子……二七而天癸至，任脉通，太冲脉盛，月事以时下，故有子。”以女子“二七”14岁、进入青春期有月事为生子年龄，也可为证。
男女婚配需要生理和心理的双重准备。生理准备大致从青春期开始，时间当不晚于初婚年龄，心理准备则应更早——早在14岁结婚之前，男子即应自知至14岁可能婚配，而不会至婚配时尚懵懂无知，女子亦是如此。尤其是，从汉代有人不晚于10岁即行婚配的事例来看，八九岁时知道男女婚配之事、“知好色”，当为事实。
汉武帝金屋藏娇的故事亦可为佐证。该故事发生于栗太子尚未被废（前153年—前150年）、汉武帝尚未立为太子（前150年）之时。其时汉武帝4—7岁，尚且比《保傅》“知好色”年幼几岁，却脱口而出金屋藏娇之言，显然已“知好色”无疑。当然，该故事出于《汉武故事》，未必为事实。但汉代人相信该故事，并将其记载下来，说明其与汉代人的生活经验不相违背，因而可以为证。
需要注意的是，八九岁时入学，或许亦有防微杜渐之意。古人讲求防微杜渐，“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道德经》第六十四章），应在已“知好色”而无力实践的低年龄段，即防微杜渐，而不会等到婚配之时、情感炽热的青春期纔采取行动。此或为《保傅》于太子八九岁时即防范“好色”之原因所在。
第二，文章整体结构。
从《保傅》文章整体结构来看，传统解释认为，在太子成长过程之中，两者可使其误入歧途。一为奸邪之人，所以要防微杜渐，早在“孩提有识”之时，即要“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一为好色，所以要防微杜渐，早在八九岁“知好色”而无力实践之时，即使之入小学，接受道德教育。
三、结语
综上所述，海昏竹书《保傅》“知=非色”应以传统注解为是，即于太子懂得美色而无力实践的孩童时期，防微杜渐，使之入学接受道德教育，从而最终达到贤贤易色的境界，成为合格的天子。
这里想要进一步讨论的是：传世文献及其解释众口一词，本不应有所怀疑，当代学者为何会推翻前说而另立新解？他们最重要的依据，其实是情理分析：八九岁的“孩子尚不懂男女之事”。但是，祗作情理分析往往是很危险的：情理分析可有多种合理解释，祗认定自己的情理而排斥其它，就可能会造成错误。而且情理分析涉及古今差异，以今论古、以今疑古等情况也在所难免。以本文论之，今人晚婚，在当今学者看来，八九岁的孩童不可能“知好色”，但在战国秦汉时期的人们看来，男子14岁婚配，八九岁为婚配的前夕，恰是思想上“知好色”而无法实际婚配的年龄，也正是防微杜渐的大好时机。因此，情理分析只能作为辅助手段，而不应成为主要依据。
